“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18”演講|丁為民:發展利益、比較利益與中美貿易沖突
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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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9日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18”上,天津師范大學丁為民教授發表了題為《發展利益、比較利益與中美貿易沖突》的演講,以下為速記稿整理的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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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演講機會。我想就大家關注的發展利益問題談談自己的研究體會,與大家交流。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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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始終強調經濟利益對人類歷史的最終推動作用。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利益既是人們行為的動力,也是行為的結果。利益關系是經濟關系的背面。從利益關系及其變遷的角度來考察經濟關系,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感知經濟關系本身的強制性、現實性和歷史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利益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對這種變化,可以在理論上做如下概括:在傳統體制下兩種形式公有制經濟基礎上,通過計劃連接的二元利益關系,轉變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基礎上通過市場連接的多元利益關系。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提出了“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的思想。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更加自覺地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表明,從縱向角度來看,我國的最高經濟利益或共同利益已經由公有經濟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公有利益,轉變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發展利益。發展利益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范疇。維護發展利益,已成為這一“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發展實踐為依據,研究發展利益范疇,有重要意義。

二、發展利益的形態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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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時代的發展利益,首先表現為由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資源合理配置所形成的勞動生產率的普遍提高、物質財富的迅速增加和人民需要的不斷滿足。但是,這只是發展利益的物質形態。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價值形態角度考察。這一點,對于市場經濟下的研究特別重要。   

從價值形態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財富只是價值財富的基礎,后者才是財富的基本形式。物質財富與價值財富之間的關系,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作為財富源泉的勞動二重性的作用下,會出現相反的運動:物質財富的總量不斷增加,單位物質財富所包含的勞動時間即價值財富卻不斷減少,因而價值財富的總量不變,這一運動是價值規律在生產領域作用的重要表現。

由此決定,形成兩個現象:第一,部分生產率特別高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單位物質財富用的時間少,但是也要按照多數商品生產者生產單位商品所用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來銷售商品,從而獲得較多的價值。這個判斷對于國際市場也同樣有效。馬克思指出:“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做強度較大的勞動”(《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頁)。第二,部分生產率較低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單位物質財富耗用的勞動時間多,“而這些超過的時間并不形成價值或貨幣。”(《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頁)在國際關系作用下,也只能算作是“虛費”。

據此,從價值形態看,我們可以把商品生產者(生產國)從(國際)市場中獲得的利益分為兩類:第一類,生產率較高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國)通過領先得到超過平均收益的額外收益;對此,我們稱為領先利益(以此為基礎,他們還可以獲得壟斷利益。對此,我們存而不論)。與多數商品生產者(生產國)或平均的勞動生產率相比,其生產率越高,得到的領先利益越多;反之,則越少。第二類,生產率較低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國)越落后,其勞動支出的“虛費”就越大。通過發展,可以減少這種“虛費”,形成較多的價值。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重點。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價值形態的發展利益。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所謂發展利益,實際上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通過不斷提高生產率,減少“虛費”,在整體上得到的由真正一般意義的人類勞動形成的收益或利益。

孟捷教授最近的幾篇文章都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把相對剩余價值理論作為研究的參照系。這一點我很贊同。但是,如果從國際經濟而不是從國內市場角度看,研究我國如何在國際經濟和國際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獲得相對剩余價值,還為時尚早。

如果上述觀點能夠成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推論:在世界經濟中,通過普遍提高勞動生產率,特別是落后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使各國之間的生產率水平差距縮小,領先國家得到的價值形態的領先利益將會減少,落后國家得到的價值形態的發展利益將增加,而他們得到的物質形態的利益將普遍增加。這一點,對于我們研究中美貿易沖突有理論意義。   

請看下面一組數據。通過改革開放,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根據現有世界銀行資料,按人均創造美元的全員勞動生產率計算,2001年與1990年相比,世界年均增長1.56%,而中國則年均增長5.89%,大大高于世界年平均增長水平,也高于美國的3.75%、日本的2.25%和印度的1.51%的年均增長水平。2015年與2000年相比,世界年均增長2.26%,而中國則年均增長9.05%,仍明顯高于世界年均水平,更高于美國的1.27%、日本的0.79%和印度的5.53%的年均增長水平。這表明,改革開放和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給我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物質形態和價值形態的利益。

下面需要討論的是,對我國而言,這種利益是領先利益還是發展利益?我們還是看一組數據。以2011年不變價美元和購買力平價計算,世界人均創造美元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從2000年的23615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3030美元,年均增長2.26%;我國的同一指標,從2000年的6501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3845美元,年均增長9.05%;我國的人均生產率,與世界人均水平相比, 2000年為27.53%,2015年為72.19%。這些數據表明,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很快,明顯超過世界人均增長水平,但從絕對值看,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從總體看,我國商品生產者生產單位物質財富所耗用的勞動時間還較多,還有虛費。但是,隨著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這種虛費在不斷減少,從而使我國得到越來越多的兩種形態的發展利益。

三、發展利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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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爭奪生產率制高點和市場利益的競爭從來沒有停止過。美國左翼經濟學家赫德森撰寫的《國際貿易與金融經濟學:國際經濟中有關分化與趨同問題的理論史》一書,從一個側面描述了這一歷史和現實。

問題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利益主體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怎樣才能使各個經濟主體的整體利益和共同利益得到凸顯呢?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出,傳統的集團行為理論認為,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集團通常總是試圖增進那些共同利益,然而,“如果一個大集團中的成員有理性地尋求他們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們不會采取行動以增進他們的共同目標或集團目標。”(《集體行動的邏輯》,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奧爾森提出的集團行為理論的悖論,構成了對我們提出的發展利益“實現”的挑戰。  

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表明,他們通過原始積累取得了原始投資,然后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自己的領先利益。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長期受發達國家的壓抑和盤剝,嚴重缺少資本和技術基礎,發展利益的實現就顯得特別艱難。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發展并維護發展利益,是一個至今沒有徹底解決的世界性難題。  

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明確地回應了這一挑戰。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總結這一歷史經驗時指出:“實現偉大夢想,必須建設偉大工程。這個偉大工程就是我們黨正在深入推進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族復興必然是空想。我們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鋒、民族脊梁,始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確實是帶領中國人民追求共同利益、實現偉大夢想的核心和抗拒各種風浪的中流砥柱。在黨的領導下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堅決反對國際經濟中的霸權主義,通過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的三維積極互動形成科學發展優勢,是使發展利益得以實現和維護的主要途徑,也必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從代表和實現發展利益的角度去理解黨的領導,可能更為深刻。  

四、發展利益與比較利益的比較

為了加深對發展利益范疇的理解,使之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利益范疇進行比較是必要的。

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比較利益(comparative gains)是發揮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結果,二者構成比較優勢理論。回顧經濟思想史,比較優勢理論最初是由李嘉圖提出的,是對斯密的以絕對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外貿理論的否定。這一理論強調對外貿易中各國在生產上的相對優勢和成本上的相對差別,認為只要每個國家都生產和輸出成本相對比較低的商品,就可以得到比較利益。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中葉,經由瑞典經濟學家伊萊·赫克歇爾及其弟子伯蒂爾·俄林提出,薩繆爾森加以數學化,比較優勢理論又演變為要素稟賦理論,并成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外貿理論的基礎。

應該承認,比較優勢和比較成本確實是抓住了市場經濟的重要現象,因為比較是市場競爭和經濟決策的前提,只有比較才能看到優勢,只有具備優勢才能產生利益。這是比較優勢理論得以廣泛流傳、影響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但是,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理論也有致命的謬誤。   

第一,未能深刻說明經濟關系和上層建筑在支持(或阻礙)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經濟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下進行的。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的經濟社會關系中發展;某一特有的生產力,總是前期經濟社會關系與當時的生產力相互作用的結果。比較優勢理論回避、甚至否定各國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所面對的資源稟賦的歷史性質,認為“各國被大自然‘賦予’了各自的要素比例,而不是通過政府政策自我賦予的。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近代史表明,“‘要素稟賦’、資本形成和經濟基礎結構更多地是由政策而不是自然支配的。”(赫德森:《國際貿易與金融經濟學:國際經濟中有關分化與趨同的理論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頁)馬克思則更深刻地指出,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第二,未能科學揭示比較利益的來源和性質。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只要在經濟活動中貫徹比較優勢原理,就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得到比較利益。然而,這個比較利益的來源和形式是什么?對此,現代西方發展理論或者諱莫如深,不予回答,或者用“紅利”概念一言蔽之,顯示其固有的市場拜物教性質。李嘉圖曾試圖探討這一問題(《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1976年版,第112、114頁),由于李嘉圖沒有真正揭示價值的本質,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暴露其國際貿易理論與價值理論不一致的破綻。

第三,未能正確揭示比較優勢理論的二元經濟后果。俄林認為:“每個地區在商品生產上都有其優勢,借此其產品可以進入具有相當多的富饒要素且價格低廉的地區”。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充分肯定以比較成本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對于消除國際兩極分化的作用。然而,這一理論完全忽視了他們所倡導的分工造成的二元經濟特點:在近代歷史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往往是初級產品,而資本豐裕國一般成為工業品出口國。在此基礎上,“自19世紀以來,資本豐裕國與資本貧乏國之間的要素比例日益懸殊。人均投資高的國家,不論是糧食還是工業制成品,都已經變得更加自給自足。而擁有很少資本的國家卻相對變得更貧困了,并伴隨著高人口增長率。它降低了這些國家的資本與勞動比例,但并沒有提高它們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的競爭優勢。”(赫德森:《國際貿易與金融經濟學:國際經濟中有關分化與趨同的理論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頁)我們在前面所描述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就是這種二元經濟在當代的重要表現。但是,比較優勢理論卻完全掩蓋了這一后果。

實踐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正在突破西方發達國家和比較優勢理論為發展中國家設置的障礙。這從一個方面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和由此獲得的發展利益,才是我國順利突破比較優勢陷阱的保證。而這些要點,正是構成我們提出的發展優勢理論或發展利益理論的主要內容。

五、中美貿易沖突與維護發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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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由來已久,到2018年中期突然升級,發展到貿易戰的程度,并表現出擴展到其他領域的趨勢。怎樣在這場沖突中爭取戰略主動?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弄清這場沖突的性質。惟有如此,才能理解雙方的基本方針,最終達到成功的彼岸。

從美國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的戰略目標不在貿易本身,而是為了遏制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發展,阻止中國獲得發展利益和可能的領先利益,維護自身的領先利益和壟斷利益,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發展利益正在威脅美國的領先地位和領先利益。

從國際經濟史和國際經濟思想史看,我們絕不能把這場沖突僅僅看作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偶然事件。“從早期自由貿易論者中的英國重商主義者,以及英國土地所有者中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到美國和德國的重工主義者,多數重要政策主張都與試圖理解世界上的兩極分化趨勢有關:一些國家是怎樣走到別國前面的,或是怎樣落到別國后面而在經濟和金融上處于依賴地位的。……從國際經濟學最基本的任務的角度看,其工作就是解釋富國為了自己的工業和農業,是怎樣拓展生產率和成本優勢的,而不是通過我所說的單一經營方式,運用在經濟和政治上已經落后了的勞動、農業、資本和寡頭政府,使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外圍更加畸形化。”(赫德森:《國際貿易與金融經濟學:國際經濟中有關分化與趨同問題的理論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頁)盡管當代主流國際經濟學否認這一主題。

不僅如此,近年來國際經濟的重大事件和美國政府的表態一再表明,美國要決意阻止一切可能威脅其國際經濟地位和利益的國家,永葆美國“世界優先”。這表明,在美國看來,中美貿易戰的實質并非道路或模式之爭,而是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以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國際作用為基礎的領先和控制權之爭。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反對中國的制度、道路或模式,只是因為這一制度、道路或模式保證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引起了他們的恐慌。

從中國角度看,我國反擊美國發起的貿易戰,首先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發展和發展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終為人類幸福做出應有貢獻。但是,中國的發展絕不是為了爭得自己在世界經濟的支配地位。如果把中國的快速發展和中美貿易沖突理解國際經濟的支配權之爭,那就意味著我們早晚會落入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國際作用所形成的傳統套路和修昔底德陷阱,最終走上老牌資本主義曾經走過的老路。這與我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如果我們跳出資產階級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狹隘眼界,以唯物史觀為方法,從經濟全球化趨勢這一背景和整個人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視角看待這一問題,就可以找到正確答案。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本著這一立場,我國奮起反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的戰略目標是:從新科技革命和生產力角度看,就是要排除或突破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生產力或高科技的制約和壟斷,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美國的做法,恰恰是壟斷資本阻礙生產力發展本質的突出展現。從生產關系或國際經濟關系的角度看,就是要建立一種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這一關系的特點,不是少數國家主宰國際經濟和國際秩序,任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化日益加劇,而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要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這些內容,就是我黨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基本內涵。這說明,中國推動生產力和科技迅速發展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獨享領先利益和壟斷利益,而是為了推動新型國際關系的建設,逐步縮小各國之間生產率水平差距,使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發展利益,從而邁出實現世界大同的第一步。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中美貿易沖突中堅守的“初心”。

當我們明確戰略目標,就會進一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的深刻含義,也會進一步認識“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

由于中美兩國在貿易沖突中的戰略目標不同,所以,雙方的戰略方針也各不相同:在如何把握世界經濟發展方向問題上,我方堅持“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在開放中擴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實現機遇共享;美方則堅持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以美國優先為導向。在貿易沖突中,我國要長期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當前,我們要在進一步做好國內改革工作的基礎上,廣交國際朋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維護和改革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利用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傳遞和維護中國主張和利益訴求,為實現我國的國際戰略目標付出扎實努力,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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