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18”演講|劉剛:網絡空間發展與資源配置方式變革
2019-01-21 

640.webp-(4).jpg

在12月30日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18”上,南開大學劉剛教授發表了題為《網絡空間發展與資源配置方式變革》的演講,以下為速記稿整理的演講內容,已經作者審閱并授權。

640.webp-(5).jpg

非常感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邀請!我的演講題目是“網絡空間發展與資源配置方式變革”。近年來,因為與中國工程院的合作,我的團隊深度參與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和產業發展方面的研究,對信息科技和產業發展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與經濟學理論相結合,我們認識到基于網絡空間發展的數字和智能科技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引擎。因為在數字和智能科技和產業發展上的領先地位,中國已經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首發國家。在2018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施瓦布先生發表了同樣的觀點,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已經發生。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上半場,即高速增長階段。現在已經進入下半場,即中國特色主義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認為,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與網絡空間的發展高度相關。因而,我演講題目屬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疇,討論的是網絡空間的發展如何通過對現有經濟體系的重構,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一、網絡空間的發展和作為廉價投入要素的數據和計算    

如果從1969年美國的阿帕網算起,人類耗費了近四十年的時間,搭建了一前所未有的網絡空間。在發展的第一階段——門戶網站階段,網絡空間僅僅提供信息服務。2004年Web2.0的出現和應用,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我們進入以手機APP為主導的網絡空間發展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網絡空間不僅能夠提供信息服務,而且能夠提供從網絡購物、網絡訂票、訂餐和個性化定制在內的各種服務。隨著物聯網和互聯網的融合,尤其是邊緣計算和云計算的相互支撐和發展,網絡空間更多地融入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

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礎是網絡空間的發展。在天津開會研討時,爭論的問題是目前的網絡空間更多地表現在服務業領域,而不是工業領域,是否屬于工業革命的范疇。我們認為,工業革命一詞已經屬于一個與科技革命及其產業化相關的概念,與科技革命及其產業化是否發生在服務業還是制造業無關。

為什么基于網絡空間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率先發生在中國,主要是因為在Web 2.0階段中國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在世界處于先進水平,為我們發展數字和智能經濟奠定了數字生態優勢。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2次統計報告的數據顯示,截止2018年6月,我國的網民數為8.02億,移動互聯網網民數為7.88億。中國龐大的互聯網群體產生明顯的數據生態優勢,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創造了條件。隨著5G、IPV6和北斗導航的商業化運用,我們即將率先進入網絡空間發展的第三階段,即物聯網與互聯網、邊緣計算與云計算的融合發展階段。

在今年的調查研究中,我們對網絡空間發展第三階段的到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驗。因為,互聯網及其云計算概念離我們仍然比較遠,但是邊緣計算卻離我們很近。例如,在廣東白云山機場調研時,發現一進機場通過人臉識別就已經知道你是誰,可以為你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強烈的現場感讓我們突然意識到,人臉就是今后資源配置的入口,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巨大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    

因為新的網絡空間可以把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中物與物、人與物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映射出來,為知識的創造、轉移和應用創造了條件,為現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奠定了基礎。在沒有網絡空間的條件下,一方面我們可能不知道物理和社會空間業已存在的關系是什么,另一方面各種關系可能無法連接。當我們掌握了物與物、物與人、人與人的各種關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時,我們就可以創造和轉移新知識。

數據實際上就是網絡空間對物理和社會空間各種關系的映射。只有有了數據,我們才能合成信息,創造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網絡、物理和社會空間的相互作用,把知識運用于實踐,創造價值。當我們擁有足夠的數據和計算的條件下,不僅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可以創造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和組織方式,從而引發資源配置方式變革。   

隨著網絡空間的發展,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開始出現。數字和智能經濟是以網絡空間為載體,以數據和計算作為關鍵投入要素的新經濟形態。數字和智能經濟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數字和智能科技的產業化、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城市的數字化和智能化。  

現在最熱的智能科技和智能經濟是以網絡空間的發展為基礎的。當前的人工智能與1956年提出的人工智能概念不一樣,已經不再是使用計算機模擬人的智能,而是基于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在物理、社會、網絡三維空間結構下的機器、人和網絡相互融合的智能系統。

所以網絡空間帶來的是萬物互聯,使數據和計算成為關鍵投入要素。連接帶來數據,數據引發計算,數據和計算產生信息、知識的創造和應用,信息、知識和應用帶來智能和賦能。作為廉價投入要素,數據和計算成為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和前提。連接、數據、計算、密集的知識創造和廣泛的賦能將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數據和計算為關鍵投入要素的智能經濟時代。  

二、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邏輯 

接下來看看人類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方式是如何演化的。現代經濟學源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國富論》中描述的資源配置方式被稱為“看不見得手”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微觀經濟主體是原子式的中小企業。與之相對的是自由資本主義體制。經過1929年至1933年大危機,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誕生催生資本主義混合經濟體制,即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同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結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變化:縱向一體化的大企業替代了原子式的中小企業,成為經濟的主導。縱向一體化大企業和政府干預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的新型態:福特制。在理論經濟學中,從科斯的企業性質到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都試圖從理論上解釋福特制微觀基礎和資源配置方式的內在特征。

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制資本主義體制面臨危機。以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認識到資本主義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存在的問題。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相適應,模塊化、集群化、精益生產和產品內國際分工取代了縱向一體化大企業,推動資本主義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和新福特主義的出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某種意義上是新自由主義的破滅。如何利用網絡空間重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形成更富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成為微觀組織和制度變革的方向。從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進展看,網絡空間第二階段的到來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平臺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者,“平臺+服務+中小微和新創企業”成為新經濟的基本組織形態。因而,我們經常討論的問題已經轉換為平臺的邊界問題。

在近期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平臺邊界問題的討論似乎也過時了。隨著邊緣計算的興起,平臺的邊界不僅可以繼續擴張,而且平臺之間的競爭同樣劇烈。平臺的競爭不僅表現在平臺之間,而且表現為顛覆性技術可以使中小微和新創企業快速發展,同樣可以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者。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在網絡空間發展中帶來的數據生態優勢,已經和正在轉化為科技創新優勢和產業發展優勢。網絡空間發展帶來的數據和計算優勢,不僅能夠擴大資源配置的范圍,而且能夠使市場、企業和政府之間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優勢互補作用,共同對經濟和社會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因而,基于數據和計算優勢的經濟體制同樣具有競爭優勢,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體制優勢。

三、二個來自實際調查的例證 

對網絡空間與資源配置方式之間關系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近年來,我們主要采用的探索性研究。大家都知道,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案例研究。接下來,通過我們近年來做的二個案例,向大家介紹一下網絡空間的發展究竟帶來了什么樣的資源配置方式變革。

第一個案例的是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大集鎮丁樓淘寶村。改革開放以來,丁樓村一直是一個貧困村,村里的勞動力60%以上長年在外地打工。2016年我們在丁樓村調查時,已經成為一個遠近聞名的富裕村。

丁樓村的發展是利用網絡空間實現鄉村工業化的一個典型案例。2007年,村民偶然學會了淘寶銷售產品的技術。利用他們在打工中掌握的服裝加工經驗,開始在村里加工生產演出服飾在淘寶網銷售。沒有想到很快形成規模,成為國內知名的淘寶村,而且帶動周邊若干村成為淘寶村,使曹縣成為中國淘寶村最多的縣。隨著演出服飾的生產和銷售,在丁樓村出現了美工、快遞物流體系、服裝設計和原材料專業市場在內的完善的產業鏈。

在調查研究中,我們選擇了24家家庭企業作為樣本,采集創業者的工作經驗、技術和知識來源進行價值網絡分析。在24家樣本企業中,只有5個企業創業者的前期工作經驗與紡織服裝相關。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是如何獲得銷售渠道、技術和知識的呢?通過價值網絡分析,結論很簡單互聯網是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知識和技術獲取來源。

他們是如何獲取知識和技術的呢?首先,他們利用淘寶網銷售產品;第二,他們利用淘寶建立起的快遞物流體系進行產品的銷售和原材料的購買;第三,他們在網絡上搜索可能的知識和技術,借鑒別人的經驗;第四,他們在網上購買服務例如,。當地沒有模特,他會把做好的服裝寄到麗水市,由麗水模特工作室拍好了照片再發給他們。這一切完全突破了地理空間的限制,是網絡世界幫助了中國的一個地理位置偏遠的貧困村成為富裕村,徹底改變了當地農民的命運。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問農民如何獲得知識和技術時,他們不會說網絡,而是說百度。因為,在他們的眼里百度就是互聯網,就是致富知識和技術的來源。

這個例子說明,網絡空間打破了資源配置的地理空間限制,使地理位置偏辟的農村同樣可以像城市里的企業一樣獲得優質的服務要素。這是否意味著,網絡空間的發展可以改變“三農問題”,成為鄉村振興的利器。    

第二個例子來自杭州,目的是考察平臺如何幫助中小微和新創企業發展。

我們在杭州市余杭區的夢想小鎮和西湖區的云棲小鎮找到178家新創企業,采集三個維度的關系數據:創業者的前期學應經驗和工作經驗、技術來源和資金來源。通過價值網絡分析,我們發現阿里巴巴、阿里云、云棲大會、富士康科技和浙江大學是新創企業中獲取人力資本、技術和資金的主要來源。

無論是阿里巴巴還是阿里云,都屬于平臺。他們的功能是把技術轉化為模塊,通過技術和計算賦能幫助中小微和新創企業發展。在數字和智能經濟發展中,平臺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者。同時,平臺不只是一個企業,而是由多個平臺和服務資源共同組成的創新生態系統。  

在調查訪談中,我們還有一個發現,新創企業的創業者和技術人員往往是阿里云社區的成員。很多技術開發都是在網絡空間社區上討論,同樣是通過網絡空間獲取的知識和技術。在調查中,我們理解了為什么我國的新經濟發展這么快,是因為網絡空間存在著明顯的技術創新和擴散的報酬遞增機制。    

基于網絡空間發展的資源配置方式變革為什么優于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和福特制,根本原因在于可以把微觀和宏觀結合起來,在數據和計算的支撐下實現從局部最優到整體最優。無論市場還是企業都屬于微觀層面的組織形態,最多只能做到局部最優。例如,縱向一體化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的替代,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做到更大范圍的局部最優。

之所以福特制優于自由資本主義,是因為政府發揮了作用,解決了因為產能過剩可能帶來的有效需求不足。后福特制只是福特制的局部修正,是適應微觀組織(科技型中小企業興起和跨國公司的產品內國際分工)變化的宏觀政策和體制的改變。

在網絡空間和強大的數據和計算能力支持下,無論市場還是企業和政府都有更強的資源配置能力,而且通過優勢互補完全可以做到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經濟和社會資源。改革開放40年以來,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前所未有成就,被譽為“中國奇跡”。因而,在上半場我們已經做的非常好,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優勢。基于網絡空間發展帶來的數據和計算優勢,我們在下半場會做得更優秀,進一步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優勢。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來源:中國政治經濟學教育科研網

南開經濟調查 | 知中國服務中國
聯系我們或尋求合作,可發送郵件至 info#nkear.com(發送時請將#改為@)
啪嗒啪嗒高清视频在线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