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曾經在南開大學只任職兩個月的“代理”校長,卻對南開影響深遠
2019-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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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開大學,大家會想到首任校長張伯苓。但是,有一位與馬寅初齊名的經濟學家何廉的故事大家卻知之甚少。在百年南開的歷任校長中,何廉任職時間才短短的兩個月,而且只是“代理”而已。然而,論對南開的貢獻和影響,僅次于他的前任張伯苓。

◆結緣南開◆

1895年,何廉出生在湖南邵陽(今屬邵東縣)的一個小山村,在家族教育基金的資助下,得以在省城完成中學學業,進入美國教會辦的長沙雅禮學校學習外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1919年,他去美國加州波姆那學院和耶魯大學留學7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在何廉準備回國報效祖國時,上海暨南大學寄來了月薪現洋300元的聘書。他沒有明確表態,想回國之后再做考慮。當客輪抵達日本橫濱時,何廉又收到南開大學的聘書,承諾的月薪是現洋180元。

因為南開的朝氣蓬勃,以及校長張伯苓的質樸、真誠、懇摯,何廉決定舍高就低去南開。后來,北京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社會研究部以高于南開“兩倍多”的薪金聘請何廉擔任研究導師,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也誠邀他參加,都被他謝絕了。何廉曾回憶說:“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以一種獻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盡量當好年輕一代的師表。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學生身上,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南開校園,教授中沒有一位到別處兼職。”

到南開的次年,何廉提議成立了中國高校中最早的經濟研究機構——社會經濟委員會,被任命為主任導師。他一半時間從事教學,一半時間從事研究。

何廉在南開從事經濟學研究,最大的困難就是經費不足。然而,當美國斯坦福大學食品研究所向他提出為期三年的合作請求,并答應每年提供7500美元經費,外加出差和生活補助時,他首先想到的是這項合作是否需要他離開南開,合作的成果是否對南開有益。在論證這項合作可以在南開進行,又有益于南開的發展后,他才答應。這就是1931年,由他主持的對山東、河北向東北移民問題的研究。后來,何廉又結合南開教學與科研的實際,與合作方協商,由對方每年再增加5000美元,開展為期三年的對華北農村工業化的考察。這兩次考察研究,不僅推進了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發展,也使何廉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的經濟基礎大部分建筑在農業上面”,所著作的《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為他贏得了“中國最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的聲譽。

◆教研相輔◆

何廉主張“教學與研究相輔而行”,率先在南開倡導開展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從1928年起,他運用在耶魯大學協助導師做物價指數研究的經驗,開展物價統計研究,發布“南開指數”。這一非官方經濟指數,不僅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數據,也為南開贏得了國際聲譽。1934年,《南開指數》創刊,受到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時至今日,斯坦福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中國經濟史,“南開指數”仍是不可或缺的資料。

何廉在南開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時,雖然經濟學列入中國大學課程已有10多年,但沒有一套與中國經濟沾邊的教材,商科畢業生竟然看不懂中文報刊金融版面的文章,不能勝任中國的經濟工作。何廉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滿懷熱情地開始了“中國化”的經濟學教學。他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提出了“土貨化”的發展方針,“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突出強調結合中國實際研究中國國情。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對國立大學給予正常撥款。迅速發展的私立南開大學,面臨了極大挑戰。同時有庚子賠款支撐的清華大學,以優越的科研設備、豐厚的薪金待遇,吸引了很多名師,包括何廉的同鄉、留美同學、史學家蔣廷黻,也離開了南開。何廉卻選擇了堅守,“為南開的繼續生存而奮斗”。

面對挑戰,何廉支持張伯苓從“如何在為國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著眼,另辟蹊徑,繞開清華和北大的強勢學科,立足天津這個“華北大工業中心的前景”,把重點放在培養企業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上。他本人在負責社會經濟委員會之外,又挑起了主持商學院和文學院經濟系的重擔。

為了緩解南開的財政壓力,何廉利用導師弗希爾的朋友、洛克菲勒基金會社會科學部主任E.E.戴的關系,從基金會獲得一筆為期五年,從1932年至1937年的資金援助。事實上,這筆錢一直持續撥到1948年。

何廉勵精圖治,在教學科研之余,探索學校管理體制,向校董事會建議:一是把商學院、文學院經濟系和社會經濟委員會,整合為南開經濟學院;二是按精簡課程、突出重點的要求改編經濟學、商學的教材;三是經濟學院組建獨立董事會,負責工作指導和尋求贊助。這些建議都得到了采納,何廉也于1931年出任新成立的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教學改革◆

為了進行教學改革,何廉想方設法收集資料。在財政學教學中,為在教材里反映中國的公共收入和支出情況,他千方百計從財政總長、海關總監那里收集有關材料。為反映中國的稅收狀況和公債情況,他通過各種途徑從稅務官、政府機構以及出版社等處收集大量現實資料。為收集資料,他從商務印書館購買了民國初年出版的一套20卷政府財政報告書;還在京津地區收獲了一系列研究資料,比如工廠和手工作坊的工資記錄、學徒契約、租地契約,以及政府檔案、農村租稅簿。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整理出來的資料已超過6000部。這些資料為何廉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吸收消化國內材料的基礎上,何廉率先開始了經濟學教材的“中國化”,編寫了《經濟學原理》《財政學》《統計學》《統計學之原理與方法》等教材,并立刻成為中國大學財經學科的通用教材。

何廉重視第二課堂的作用和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在課堂講授之余,廣泛開展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了解本國實情。他帶領助手,開展對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工業化程度及其影響的研究,調查天津地區棉紡、繅絲、地毯、針織、面粉、制鞋業等各行業的經濟狀況。為了增強導師力量,他向張伯苓校長推薦他的耶魯同學方顯廷任研究主任。

1935年,南開大學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協和醫學院等聯合組成“華北農村協進會”,何廉任會長。該會與晏陽初的農村改良運動相配合,借助外國資金,發揮各校優勢,合作培養各類人才,“充當農村合作、農業發展、鄉村保健和衛生等方面的實際工作人員”。他們以山東濟寧為基地,“進行有關縣政改革和農村建設的實驗,并為大學應屆畢業生和研究生提供實習基地”。抗戰中,協進會南遷,并將“華北”更名為“中國”, 仍由何廉擔任會長。

何廉在南開的前十年里,南開“素以經濟系睥視國內,尤以經濟研究所獲得中外一致贊譽”。南開經濟研究所“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其出版物馳名全球”。當時盛傳的“南開三寶”,經濟研究所即為其一。

何廉愛才惜才,重視育才。早在1935年,南開就率先招了我國第一批10名經濟學研究生。經濟學家楊敬年,是南開的第二屆研究生,多次得到何廉的關照。楊敬年在英國留學畢業時,收到南開大學代理校長何廉的500元路費,請他回南開任教。

何廉在南開卓著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學界、政界,包括最高當局的重視,也為他后來的從政埋下了伏筆。1934年夏天,蔣介石在江西牯嶺約見他和蔣廷黻,向兩個邵東人咨詢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與對策。

◆從政經歷◆

1936年6月底,因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致信何廉,轉達了行政院長蔣介石邀請他任政務處長的愿望。張伯苓認為何廉從政對南開有利,建議他赴任。何廉便接受邀請,就任政務處長,與蔣介石比鄰而居。后來,他們的住地遭到日機轟炸,何廉的大兒子因此喪生。

在此后長達10年的時間里,何廉先后轉任經濟部主管農業的次長、農產調整委員會主任、農本局局長、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但他身在政府機關,心系南開大學。他一直堅持每周到重慶南開經濟研究所問事,1941年后更是每周三天到所。正如楊敬年所說:“何先生從政以后,始終堅持對經研所的實際領導。”

何廉在政府機關最留心還是在對中國經濟的研究。1938年春,國民政府“經濟行政機關調整的完成,標志著國民政府戰時經濟領導體制的形成”。這項“具有進步性的工作”,是何廉受蔣介石委托,運用南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抗戰后期,蔣介石又要他就戰后經濟重建提出原則。1944年夏,何廉主持編制完成《(戰后)第一個復興期間經濟事業總原則草案》,以及“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綱要,明確提出“混合經濟體制中有計劃的發展”的思路,并首次寫入政府文件。

1946年,何廉決定離開政界,到上海與方顯廷一起籌建中國經濟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其實還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延續。同年11月,他北上天津,面對一片廢墟的南開校園,心情十分沉重。

1947年,何廉赴美擔任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國代表,兼任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訪問學者等職。

◆代理校長◆

1948年夏,南開大學改為國立,張伯苓改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8月,何廉受召回國,出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但教育部長朱家驊不主張張伯苓身兼兩職。一向對張伯苓十分敬重的何廉,建議張伯苓不提出辭職,在考試院長任期內,向南開大學請假,他以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身份代行校長職務。

10月14日,張伯苓主持了何廉的就職儀式。可第二天,報紙刊登的卻是張伯苓辭職,何廉為代理校長的消息。這個消息不僅傷害了張伯苓,也讓何廉為之憤慨,他在向朱家驊寫信抗議,未得到任何回音的情況下,只在任兩個月,為學校買好糧食和煤炭,就掛冠而去來到上海。1949年2月上旬,何廉與家人抵達美國。(陳揚桂)

來源:團結報黨派e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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