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理解創新經濟
2019-09-16 

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下,中國在2001年就成為“世界工廠”。為了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2006年,國家正式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深入發展,如何通過創新引領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實現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轉變,成為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而如何理解創新經濟,尤其是創新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關系,成為當前理論界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以知識創造為主導

任何經濟形態都屬于特定的復雜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包括四個基本要素:集聚的經濟行為主體、技術、組織和制度。其中,經濟行為主體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技術是指經濟行為主體從事經濟活動所依賴的技術體系,組織和制度則是指經濟活動的組織方式和制度結構。作為復雜技術經濟社會系統的基本組成部分,四個基本要素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非線性關系。它們之間相互依存所形成的復雜網絡結構,共同構成和決定著技術經濟社會系統的具體形態和發展模式。

技術經濟社會系統所從事的活動包括兩種類型:探索和利用。探索是指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表現為包括新產品的研發、設計和開發在內的創新活動。而利用則是指現有知識的鞏固、強化、利用和擴散,主要表現為標準化和成熟產品的生產和制造活動。在熊彼特看來,基于知識利用的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屬于循環流轉體系,而創新則是打破循環流轉體系和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因。

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中,知識利用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創新則屬于偶然事件。隨著工業革命時代的到來,盡管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大,但是從經濟發展的關鍵推動力看,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知識的利用。科技創新則屬于決定經濟長周期的變量。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和發展,人類迎來了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先后步入以知識創造為主導的創新經濟發展階段。

與以知識利用為主導的制造經濟相比,創新經濟以知識創造為主導,創新是現實經濟中的慣例化和常規化的活動。現實經濟中占主導的經濟行為主體不再是生產型企業,而是創新型企業。經濟活動不再是以追求規模經濟為目標,而是為了追求持續創新和速度經濟。創新主體不僅包括企業,而且包括政府、大學、科研院所和中介組織。社會資源配置的重心是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同時,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系統不僅依賴包括交通在內的一般基礎設施條件,而且還依賴創新生態系統和創新環境的建設。

高度的復雜性

與傳統經濟相比,高度的復雜性是創新經濟的基本特征。當經濟活動以創新為主導時,資源配置的對象不再是一般的商品和物質要素,而是知識和技術。創新的主體不僅包括一般消費者和廠商,而且涉及作為知識生產者和傳播者的大學、科研院所和中介組織。同時,新知識的創造及其商業化是高度不確定的,從概念創意到產品設計再到規模生產,存在著一個被稱為“死亡之谷”的過程。同時,與知識的重組相對應,無論是組織和制度都更加復雜、精細和專業化。

理解高度復雜的創新經濟學,需要新的理論和方法指導。1994年,在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SFI)成立10周年時,霍蘭(John Holland)正式提出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論,為我們真正理解和解釋創新經濟學的形成、發展、演進的規律和機制創造了條件。

與傳統組織不同,從事新知識創造及其商業化的組織,創新主體是多元化的,不僅包括企業,而且包括大學、科研機構、政府、客戶和中介組織,是一個復雜網絡。一個組織的持續創新能力來自于網絡持續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尤其是能夠在相互聯系和協同過程中整合資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進入21世紀,網絡空間的發展進一步降低了多元創新主體實施知識重組和商業化的成本。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物聯網的發展,網絡空間可以映射人與人、人與物甚至是物與物的關系,為知識和技術的積累和重組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作為網絡空間的基本組織形態,平臺實現了商品、要素、知識和技術的在線化和數據的實時在線共享。商品尤其是服務要素的在線化,進一步增加了知識重組、創造和商業化的可能。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創新經濟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創新經濟1.0和創新經濟2.0。創新經濟1.0主要是指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新經濟,以IT和ICT產業為主導產業。而創新經濟2.0則是指2005年之后興起的基于網絡空間的創新經濟。在創新經濟2.0階段,創新活動不僅是現實經濟的常規化和慣例化活動,而且因為服務要素的在線化,使創新活動更加廣泛和民主化。在網絡空間的幫助下,經濟社會中從事創新的主體日益多元化,創新主體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知識社區的出現使知識交流、重組和積累的成本大大降低。眾包的出現和群體智能的發展,有效地促進了創新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協同。通過線上和線下空間的融合發展,新型創新生態系統成為創新經濟發展的基礎。

構建中國特色的創新經濟

隨著市場需求、要素資源和環境約束條件的變化,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與高速增長階段不同,高質量發展是在基于新科技革命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過程中創造的新經濟形態和發展階段。作為新經濟形態,高質量發展屬于典型的創新經濟2.0。

高度發達的網絡空間,為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基礎。據2018年8月20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的網民規模達到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其中,移動網民規模達到7.88億,網民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比例高達98.3%。

基于網絡空間的發展,以數字和智能科技產業為引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已經發生和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共生共融,是高質量發展的邏輯主線。只有從這個角度看,才能科學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創新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特征。

第一,中國特色的創新經濟是基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以數據和計算為驅動力的新經濟。從產業形態看,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產業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以數據和計算為產出的核心產業部門;二是融合產業部門,包括核心產業部門與現有產業融合過程中創造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兩個產業部門的發展及其良性互動,共同構成了我國經濟轉型和創新經濟發展的關鍵推動力。

第二,隨著網絡空間的發展,現實經濟活動的資源配置方式日益多元化。經濟資源配置方式不僅包括市場、企業和政府,而且包括平臺。其中,網絡平臺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資源配置的重點不再是一般的物質要素,而是包括知識和技術在內的服務要素。隨著服務要素的在線化,資源配置不再受到地理空間的限制。即使在遠離城市的偏僻鄉村,經濟行為主體同樣可以獲得稀缺的服務要素。

第四,與資源配置對象和方式變化相適應,生產的組織方式和制度結構同樣將發生重大變革。“網絡平臺+服務+中小微和新創企業”的組織方式,將成為推動創新經濟發展的基本形態。同時,以知識重組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變革,要求生產的制度結構更加精致和更加有效地促進創新主體之間的互動和協同。

第五,包括政府和企業在內的經濟行為主體的邊界日益模糊。政府的職能不再是一般的管理和管制,而是構建有效促進創新活動健康發展的治理體系和創新生態系統。簡單的線性管理,尤其是政府干預可能使創新在初始階段就被抑制。因為大量的創新源于偶然試錯和知識重組過程,在適應市場的過程中,可能會對多種備選技術路線和方案進行篩選。在報酬遞增規律的支配下,某個占優的技術路線和方案可能脫穎而出,成為主導方案。充分尊重市場和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形成有效的創新治理體系和構建創新生態系統,是政府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表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劉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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