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教授在《中國經濟時報》刊發創新研究觀點
2017-07-12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崛起并成為世界的主導者,都需要依賴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針對當前對我國創新能力和水平認識和判斷的沖突,我們首先需要厘清創新基礎和創新能力,應把創新、創新能力、創新基礎、存量和增量區別開來。

劉剛教授在《中國經濟時報》刊發創新研究觀點

如何縮小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創新差距

首先厘清中國創新能力的存量與增量

南開經濟調查專報 近日,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院長劉剛教授受邀參加《中國經濟時報》《圓桌》欄目主題討論,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北郵科技園二位專家一起,圍繞創新“中國將面臨著哪些機遇和挑戰?在可商業化創新方面,相比其他國家差距有多大?如何實現彎道超車?”等問題發表觀點。在7月5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如何縮小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創新差距》(記者 潘英麗)一文,部分觀點內容刊載如下:

文中,劉剛教授談到,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崛起并成為世界的主導者,都需要依賴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針對當前對我國創新能力和水平認識和判斷的沖突,我們首先需要厘清創新基礎和創新能力,應把創新、創新能力、創新基礎、存量和增量區別開來。

什么是技術創新?用布來恩•阿瑟的話說,技術創新是技術和知識的重新組合。因此,對創新能力而言,存在著存量和增量兩個概念。從存量角度看,創新的基礎主要包括知識和人力資本存量的比較,而創新能力則是一個動態概念,即技術和知識的重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在存量上,中國與發達國家肯定存在著差距。但從動態上看,中國可能已經處于領先水平,即知識和技術重組的能力比較強。

例如,在大飛機和云計算領域,由于中國市場需求處于領先地位,知識和技術在重組上已走在世界前列。這就是為什么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存量上,中國好像比發達國家弱,但在增量上,中國又似乎比發達國家強。

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概念。在創新上,中國的后發優勢非常明顯。我記得有一次在以色列開會期間,佩雷斯前總統說,創新源于比較劣勢,而不是優勢。因為要解決比較劣勢的時候,大家才想到創新。而創新的知識和技術處于流動狀態,為了解決比較劣勢,反而成就了創新。在今天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在某種意義上沒有自主創新,只有開放式創新,知識和技術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重組。

談到創新的投入與產出,劉剛提到,南開大學在今年5月下旬邀請了一批國外專家參加第四屆全球創新創業會議,在與他們的交流中了解到,以色列學者基于創新生態系統方法對中國在世界創新領域的地位作出評估,他們認為,中國在研發投入方面其實并不高,但產出卻很高,他們甚至把中國的創新生態系統稱為“學習型”的創新生態系統。

以色列學者表示,工業經濟與創新經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尤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人們對創新的判斷不能僅僅從投入的角度看,因為很難從產出的角度去衡量。事實上,如何對創新作出科學評價,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劉剛舉例,“我在廣東調研時發現,一個縣的紡織服裝工業產值經過內部結構調整后,每件產品的質量和單價提升了,但是總量卻看不出明顯的變化。表現在GDP總量上,沒有什么變化,而結構卻已得到優化。因此,創新與經濟增長速度是否存在正相關,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說,現在的統計辦法無法考量因技術創新帶來的質量改變。”

談到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劉剛談到,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創新人才的企業家精神沒有被激發出來,應該鼓勵跨界和兼職。因為受到國家制度和政策是允許和鼓勵,國外專家的典型特征是跨界和兼職,但國內目前的政策可能還不被允許。

他又談到,在這方面,臺灣工研院的作法值得借鑒。它是一個開放的創新體系,主要目標是把國內的創新資源與美國硅谷的創新資源進行對接,孵化ICT(信息、通信和技術融合)企業。另外,雙國籍制度對人才的流動和重組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持有綠卡的科技人才回國后很難落戶,影響到人才回流的積極性,阻礙了科技成果的跨國轉化。

劉剛指出,人才在全球范圍內是流動的,誰能爭取到更多的全球人才,誰就能夠走在創新前列。從長遠看,需要國家在人才資源和科學知識的積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關鍵在于專業化分工協作體系的建設,要形成一個有效的創新生態系統,要改變許多高科技產業園區,甚至大學科技園重心不在孵化,而是招商引資的現狀。

劉剛認為,總體看,我國的“雙創”制度體系尚處于摸索中,希望個別地方能走在前列,成為制度創新的高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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